发现非营利“次大陆”的那个人走了——怀念萨拉蒙教授
作者：张远凤
好久没有联系，8月22日写了一封邮件问候萨拉蒙教授，隔了一天收到的竟然是先生已于8月20日过世的消息。先生是非营利组织研究领域最有影响力的学者，在中国也享有崇高的声誉。我有幸于2013年和2016年两度在先生主持的公民社会研究中心做访问学者，并且有机会参与了先生领导的一个研究项目，其中的点点滴滴，今天依然历历在目。
我在学术生涯的转折点遇到萨拉蒙教授，何其幸运又纯属偶然。我从本科到博士所学专业都是经济管理，90年代末读博士的时候对彼得.德鲁克产生了兴趣。德鲁克在《大变革时代的管理》一书中说，“政府已经证明无法解决社会问题，实际上我们记录在案的每一项成功都是由非营利组织所取得的。”这是我第一次接触到“非营利组织”这个概念。从此，我逐渐离开工商管理，进入非营利组织这个陌生领域。
《大变革时代的管理》
2007年秋，我得到国家留学基金委的资助，来到匹兹堡大学做访问学者，学习非营利组织管理，导师是Louise Comfort教授。Comfort教授在非营利组织和灾难管理领域都有很深的造诣，与南京大学等国内高校也有合作。Comfort教授给我推荐的阅读书目之中就有萨拉蒙教授的《政府工具（The Tools of Government）》一书。我在读这本书的过程中，一时冲动，竟想把它翻译出版。于是就给萨拉蒙教授写信，没想到先生同意了我的请求。可是，这本书是五、六百页的大部头，我尝试翻译了一部分，坚持不下去就放弃了。这期间，国内陆续翻译出版了先生的好几本著作。我读了先生的著作及文章，不由地产生了到他的公民社会研究中心访问的念头。
《政府工具（The Tools of Government）》
2013年初，我厚着脸皮给先生写了一封邮件，表达了我的求学愿望。有时候，真的是来得早不如来得巧。我写信的时机刚刚好。先生恰在此时组织了一帮来自中国的研究生在翻译《政府工具》这本书，以肖娜同学为首。先生说同学们在翻译工作中遇到一些问题，问我可不可以帮忙给他们做顾问。我非常高兴地同意了。同学们隔一段时间就把相关问题打包发给我，我能够问答的就自己回答，不明白或拿不准的地方就求教方家。同学们翻译完了之后，我审校了全稿。由于这点小小的贡献，先生同意接受我2013年秋季学期到他的中心访问。
2013年秋，我来到霍普金斯大学公民社会研究中心。我的计划是选择几个当地的儿童服务类非营利组织进行案例研究。我在匹兹堡大学访问的时候，主要是听课，还有参观访问，没有明确的研究计划。但是，萨拉蒙教授具有非常明确的绩效导向型领导风格。在我最初邮件联系访问事宜的时候，他就明确告诉我，访问学者只做研究，不能听课，还要看我的研究计划之后才能决定是否接受。研究计划一定要在访问期间能够完成，在访问结束之前必须提交研究报告。我在研究中心报到之后，先生又和我讨论了两次研究计划。两个月很快就过去了，我不知道从何着手去找案例。10月底，先生在首都华盛顿举办了一个小型研讨会，参加这次会议的有不少本地非营利组织负责人。我也参加了这次会议，并且鼓起勇气去认识那些非营利组织负责人，问他们要了名片。回来之后，从中挑出几家从事儿童服务的机构，又和先生商量，先生在这个名单基础上又推荐了几家机构，最后确定了5家机构作为调研对象。我在中心见到了《政府工具》翻译团队的几位成员，春晓、徐达士等同学帮助我做调研和处理数据。先生仔细阅读了我的调研报告初稿，提出了具体的修改意见。我终于在访问结束之前完成了研究报告，后来根据这个报告撰写了一篇论文发表在《中国非营利评论》上。
在2013年秋季访学期间，先生还让我在中心做一次讲座，介绍我当时在国内的研究。记得当时讲的是我国新农村建设的情况，讲了大概30分钟，听众十来个人，都是研究中心的老师和研究生。然而，为了这个讲座，先生和我讨论了两次，每次都是提前把PPT发给他，见面时一页一页提意见和建议。第一次讨论结束的时候，他说，“你不要有什么想法哦，我每次演讲都会非常认真地做好准备。我90年代给克林顿总统讲课的时候，稿子修改几十遍，练习不知多少遍呢。”因为先生如此平易近人，研究中心的其他老师和工作人员也把我当作同事。共同署名代表公民社会研究中心发布萨拉蒙教授逝世消息的Megan Haddock和Chelsea Newhouse两位女士给了我很多帮助。研究中心的另一名骨干S. Wojciech Sokolowski已于2020年5月8日去世，他是先生多种著作和文章的合作者，也是国际非营利比较项目的核心成员。
2014年元月，我结束了为期半年的访问回国。在6月份的时候，我收到先生的邮件，他说自己受邀担任了俄罗斯国立高等经济大学非营利部门研究国际实验室主任，正在开展一个国际研究项目，问我是否愿意参与这个项目。我非常高兴地同意了。利用这个项目提供的机会，我在2014年和2015年两次参加了在莫斯科的研讨会，对俄罗斯的非营利部门有了一点了解。在会议上，我还见到了公民社会研究中心的非营利部门国际比较研究项目的成员，来自巴黎索邦大学的Edith Archambault教授。两次会议都是在冬天，天寒地冻，但是研究团队的同事们却兴高采烈。参与这个项目的最后成果是写了一篇文章，2016年发表在《Voluntas》。这篇文章的标题“依赖性相互依赖：中国政府与非营利部门的关系”。“依赖性相互依赖”这个概念是先生帮我想出来的。这篇文章先生前后改了三次，每次审阅稿满篇都是红彤彤的，表达、语法以及标点错误都一一改过。每次反馈倘若超过了承诺的时间，先生都会说抱歉，我回复迟了。
2016年9月，清华大学举办“世界公益慈善论坛”邀请萨拉蒙教授作为主旨演讲嘉宾与会。我问先生在会后可否访问我所在的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他说刚好有个空档可以去。他本来计划在会议结束后访问吉尔吉斯斯坦，可是因故取消了，正好腾出三天时间去武汉看看。先生在武汉做了两场讲座，一场在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一场在武汉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的那一场讲座，听众主要是本科生，先生一开场就问了几个关于非营利部门的常识性问题，学生回答不上来。先生知道了听众的程度，讲得深入浅出，通俗易懂。这个讲座的内容后来由王群博士转录翻译之后分享在公益慈善学园微信群。先生在武汉期间，正好有一家本地的行业协会召开会员大会，我陪同他参加了这个会议。第二天黄昏，我开车带先生去看武汉长江大桥，可惜走到武昌火车站附近，遭遇严重堵车，最后不得不放弃。
在清华大学参加“世界公益慈善论坛”期间，先生问我可否将《撬动公益：慈善和社会投资新前沿导论》译为中文出版。我答应了。在联系版权的时候发现叶托老师已经购买了此书的版权，于是就和叶托老师一起完成了翻译任务，由叶托老师负责出版事宜。后来，这本书的姊妹篇也由深圳国际公益研究院翻译出版，《导论》其实是这个大部头的一部分。
自武汉之行之后，先生又来访过几次，只是我竟无缘再见先生一面。
先生学问，高山仰止；先生为人，温润如玉；今世有缘，师生之谊；斯人已逝，先生安息！
编辑：陈怡丹